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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郭沫若之诗集《女神》，想其在1949年之后的一举一动，《女神》时的浪漫大胆、热烈与自由在其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堕落之快，如乘神七。
《女神》收入作者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，连同序诗共57篇，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。其中代表诗篇有《凤凰涅磐》、《女神之再生》、《炉中煤》、《日出》、《笔立山头展望》、《地球，我的母亲》、《天狗》、《晨安》、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等。在诗歌形式上，突破了旧式诗歌的束缚，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，为“五四”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，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。可惜后来的女神不再重生，凤凰不再涅槃。
晚期郭沫若的诗篇已成为政治的图解，不但毫无诗意，而且多吹捧与谀辞，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令人震惊亦令人深思。“特立独行”、“淡泊明志”等知识分子的传统风流在1949年之后已成文化之恐龙。一切让人怀念的人格风骨都随着改朝换代的新社会逝去了。不过细读文本，发现1949年之后的郭沫若在早期的《女神》诗篇里仍有其发展脉络，倒不是凭空变形。不过，一切被放大到极致，看他晚年诗歌，真真是不忍入目。
